晋楚鄢陵之战
春秋晚期，作为四大霸主的楚国，在与宿敌晋国和新生力量吴越的角逐中败败胜胜，反反复复，可是楚国仍然生趣盎然，顿足振袂，忽而偃蹇连蜷，或而挥戈返日，天地为之低昂。
从楚穆王元年（前625）到声王末年（前402），大致与秦康公到秦出子同时，224年间，楚国虽然频发变故，但屡创奇迹，就像弄潮儿，忽而坠入浪涛谷，转眼之间又跃上浪峰，举手投足都牵动着中原诸侯的神经。即使经历“吴师入楚”的巨变，楚人在休养期也没有忘了诸夏，在楚惠王时代一举灭了朝三暮四的陈、蔡，将中原南部变成了楚人的腹地。不灭郑，是为了战略的需要，楚人将郑变成了可攻可退的战略缓冲带。
春秋晚期，晋国内乱，陷入了分裂局面；齐国内斗，陷入了卿权独大的状态；秦国低迷，陷入了边缘化的窘境。只有楚国，是春秋时期的常青树，成为东周“一览众山小”的超级大国。
公元前578年，晋国联合诸侯在麻隧大败秦军，这是晋麻痹楚、孤立秦战略的胜利。楚人逐渐清醒，开始采取应变措施，最终引发了晋楚鄢陵之战。
共王十六年，晋厉公六年，即公元前575年春，楚国以割让汝阴的领土为诱饵，笼络郑国。郑国君臣唯利是图，再次背晋从楚。同年夏，晋伐郑，楚救郑。这次晋、楚双方都做了充分的准备，彼此不再回避。
令尹子重进取精神不足，缺乏勇猛，但谨慎守城，是一位合格的令尹、基本称职的主帅；司马子反恰相反，勇猛有余而谨慎不足。如果二人能取长补短，和衷共济，会成为很好的搭档。可是子反不尊重子重，共王不喜欢子重，君臣之间有了隔阂，这给楚师的前途蒙上了一层令人忧虑的阴影。共王命子反为中军元帅，子重为左军元帅，子辛（右尹公子壬父）为右军元帅。楚人尚左，一般楚王都会随左军指挥战斗。这次，共王却偕王卒随中军行动，让令尹听司马指挥，等于让司马子反做了三军主帅，违背了楚国的传统，颠倒了尊卑的顺序，破坏了治军的规则。郑与楚是同盟，“东夷”的一些“蛮军”也参加了楚师。
晋师以执政的上卿栾书为三军主帅迎击楚师。在出师前，派使者到齐、鲁、卫诸国请求出兵相助。
楚师过申县，子反向已在养老的申叔时请教。申叔时认为现在楚国对内不施惠而无德，对外不守盟而无信，违背农时出兵而无礼，谁还乐意效死呢。申叔时尖锐而客观的批评，子反听后感受如何，史料无载，估计他是不以为然。
晋国将领也不是同心同德。当时晋国以栾、荀、郤三氏势力最大，这次出征的八位将佐，郤氏占了三位，荀氏占了两位，栾、韩各一位。主帅栾书和郤至主战最力，士燮则认为战不如和；其他几位不知可战可和，服从多数。
晋、楚两军在鄢陵相遇，其地古今同名，介乎郑、许之间，离晋远，离楚近。可见晋师求战心切，不先攻郑，而是越郑境直奔楚师杀来。这次战役与邲之战一样，只打了一天，从天刚亮一直战到天黑方收兵，但规模和激烈程度远不及邲之战。战前，双方都部署严整；开战后，由于地形的限制和战局的变化，双方都军自为战、车自为战和人自为战，打成了一场混战。晋人和楚人都是出色的将士，打得异常勇猛。
晋师受楚师紧逼的约束，不易施展。鲁师和卫师尚未赶到，齐师虽已赶到但暂时还不能参战。栾书准备固守三天，待楚师引退时再反击。郤至认为楚师有几个弱点，其中最致命的就是令尹与司马不和，以及郑师军不整肃、蛮军无阵法，不难击败。晋厉公一度准备退兵，但被身为楚裔的苗贲皇（若敖氏后人）劝止。苗贲皇建议晋军的偏师应付楚人的左军和右军，以四个主力军团合击中军王族。晋厉公采纳了苗贲皇的建议，下令出击。
楚中军顶住了晋主力的合击，打得异常顽强。同时，郑师被晋师击败，郑成公奔逃。子重虽与子反有不同意见，但他指挥左军作战是不遗余力的。天黑了，双方收兵。晋、楚两军都没有松懈，而是休整待命，准备明天继续打仗。如果不出意外，楚师可能小胜，或者晋、楚打个平手。共王派人找子反商议下一步军事计划，不料子反的家仆为了让主人解乏，违反军规，献酒给子反，子反喝得酩酊大醉，无法晋见共王。
共王虽是第二次出征，但亲临战线还是第一次，实战经验不足，不谙兵法，看到楚师不能立刻取胜，不免忧虑，白天又受了轻伤，夜间休战时又听说主帅子反喝醉了酒，以为这是天意让楚国战败，竟不向将士通报，便径自与亲随跑回方城去了。将士以为大王决定撤兵了，也一窝蜂似的连夜弃营而去。楚师遗弃在营垒里的军粮，让晋师足足吃了三天。晋师在楚师不战而退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。子反在子重的敦促下也自缢谢罪了。
鄢陵之战子反醉酒误事，诚然难辞其咎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在双方胜负未分，近乎势均力敌的混战兼恶战中，谁能坚持不懈，谁就多了胜利的机会。晋厉公的品行和修养都不及共王，但他没有弃军而逃，尽到了责任。共王却临阵而逃，必定使楚师陷入慌乱之中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说兵者危事，必须慎始慎终，稍有疏忽懈怠，就可能因“一举不得”而“前功尽弃”，这样的战例层出不穷，楚师败于鄢陵就是一例。
共王也知道鄢陵之败错在自己，临终前还为此引咎自责，请大夫在他死后给自己加上“灵”或“厉”这样的恶谥。这恰如《庄子·天地》中所说的：“知其愚者非大愚也，知其惑者非大惑也。”
鄢陵之役楚国是不败而败，但损失要比城濮之战轻得多，只把营帐和军粮丢了个精光，实力未受重大损失；晋国是不胜而胜，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。不久，晋国就接连演出了君诛臣、臣弑君的惨剧，相比之下，楚国反而稳定。鄢陵之役打醒了楚国，此后，楚加强了与秦的联系，共同抗晋，形成了晋、楚南北对峙的局面。
晋楚战争：一场全方位的大国博弈
楚虽败，但未受大损。郑也是如此，而且没有因此而背楚从晋。郑是国家间局势的“风信鸽”，政治嗅觉灵敏，它的向背往往能反映晋、楚的实力对比。郑在楚鄢陵之败后仍能从楚，说明楚的实力总体上仍略强于晋。
共王十七年，晋厉公七年，即公元前574年，郑袭晋，侵占了晋的河南之地，再次表明晋在鄢陵之战中不过是名义上的胜利者。郑有了楚的支持，也敢有恃无恐，挑衅晋的边地。果然，同年夏，为防晋伐郑，楚派公子成、公子寅领兵帮助郑守国。晋与周、齐、鲁、宋、卫、邾、曹合兵伐郑，楚令尹子重率师救郑，联军望风而退。同年冬，联军又伐郑，楚公子申领兵救郑，联军又知难而退。
同年末，晋国内乱。晋厉公宠信胥童（胥克之子）、夷羊五、长鱼矫等人，其中胥氏也是晋国的大贵族。晋成公六年（前601），执政大夫郤缺罢免了胥克下军副帅的职位，胥氏与郤氏结怨。到了晋厉公时代，郤氏的势力强大，成为卿大夫集团的核心。晋厉公为了制衡郤氏，打击卿权，便利用胥氏与郤氏的矛盾，借助胥氏的力量诛杀了郤氏的三位大夫（郤至、郤犨、郤锜），陈其尸于朝，而纳其室财。随后，胥童又率领甲兵劫持了栾书和荀偃（中行偃），建议晋厉公处死二人，晋厉公没有同意，并任命胥童为卿。但晋厉公和胥童的行为却引起了其他卿大夫的怨恨。
冬去春来，栾书和荀偃先发制人，杀了晋厉公，迎晋襄公曾孙周子为君，是为晋悼公。随后又诛杀了胥童，灭了胥氏。晋厉公诛杀郤氏，是晋景公诛杀先氏和削弱赵氏的延续，说明晋国君权与卿权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，只能用暴力解决。至此，晋十一家大族只剩七家，为不久“六卿政体”的确立创造了条件。同时，晋国的权力斗争也削弱了晋师的兵威，使晋在对秦、楚斗争中很难实现质的突破，只能苦苦支撑，勉强维持，将晋、楚与晋、秦斗争，打成了一场势均力敌的消耗战。
同年，不明天下形势的舒人以为楚败于晋，有隙可乘。于是，舒庸潜引吴师围攻巢邑。楚子囊率兵东征，赶跑了吴人，并一举击灭了舒庸。
共王十八年，晋悼公元年，即公元前573年，晋悼公为稳定政局和对外争霸的需要，开始改革内政，重用卿大夫。使魏相、士鲂、魏颉、赵武为卿；荀家、荀会、栾黡、韩无忌为公族大夫（一族的宗主）。为了制衡卿权，晋悼公增加了六军将佐的“军尉”（副官）人数。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取得了成效，使晋能同时抵御楚、秦，但却埋下了六卿分权的隐患。
同年夏，在楚国的支持下，郑侵宋。随后郑成公与共王合兵伐宋，夺取了宋地朝郏（今河南夏邑）；另一支部队由楚子辛和郑皇辰率领，夺取了宋地幽丘。然后两路大军会合，同伐彭城。在夺取了彭城后，共王将当初逃奔到楚国的宋国桓族五人送回国，为的是给宋执政大夫华元施加压力，让桓族去对付政敌华氏，达到控制宋的目的。
同年七月，宋老佐和华喜围彭城。楚令尹子重率兵伐宋，晋救宋，晋、楚战于宋邑鼓城附近，楚师因境况不利而退却。
共王对外用兵的同时，也不忘整顿内政。右司马公子申贪黩而跋扈，接受小国贿赂，侵夺令尹子重和左司马子辛的职权，于共王二十年（前571）被共王处死。
共王二十一年（前570），令尹子重率兵伐吴。楚师首次东渡长江，一度攻占了鸠兹（今安徽芜湖东），但楚将邓廖被吴师俘获。楚师刚退走，吴师便西渡长江，攻占了驾邑（今安徽无为）。吴、楚战争拉开了大幕。
不久，子重病故，子辛继为令尹。子辛的贪黩甚于公子申，因向陈国索赂太苛，迫使陈背叛了楚。公元前568年，共王杀子辛，以子囊为令尹。楚国令尹的权力交替正式完成。
共王二十五年（前566），子囊率楚师围困陈都。晋、鲁、宋、卫、曹、莒、邾虚言救陈，然而意见分歧，迟迟不出兵。陈不得已，向楚乞和。
这一时期的晋、楚战争，重点不在“战”，而在于“交”，说明晋、楚之间的实力逐渐拉平，双方的关系开始孕育出和平的曙光。但是，双方要想得到真正的和平，势必要用武力开启。这就是春秋，和平与武力总是如影随形。
一地鸡毛：晋楚南北对峙的落幕
共王二十六年（前565）冬，楚为敲打郑人兴师伐郑，子囊为主帅。郑国在晋、楚对峙中安安稳稳地过了几年，国内的执政大夫有点忘乎所以了，居然去袭击楚国的附庸蔡国，俘虏了蔡国司马公子燮，引火上身，惹怒了楚人。
郑国的大夫商议对策，有主张向楚人求和的，有主张向晋人求救的，莫衷一是。最终执政大夫子驷（公子騑）的建议占了上风，主张从楚。其实在公元前571年，郑成公病重的时候，子驷是建议改服晋国的，但郑成公不同意，要子驷等继续从楚，子驷谨守先君遗训。
公元前565年，郑简公即位，子驷陪六岁的郑君参加邢丘之会，并朝拜晋君。晋悼公对二人无礼，子驷怨恨晋，所以坚持与楚乞和。《左传·襄公八年》记子驷说：楚攻郑，郑人已急不可耐，我们姑且先顺从楚人，以舒缓民众的恐慌，等晋人打来了，我们再顺从晋人。我们以后就放一些玉帛和牛羊在边境上，等待楚人和晋人，这是小国应对大国最好的策略。无论楚人、晋人谁来打我们，我们都毕恭毕敬地献上玉帛和牛羊，“以待强者而庇民焉。寇不为害，民不罢病，不亦乐乎”？
郑人一面与楚议和，一面派使者向晋国说明事出无奈。晋人没有表示谅解郑人的处境，但这并不出乎郑人的意料。当时晋、楚势均力敌，郑国只能左右摇摆，以前多是自发的，现在则是出于自觉，郑人形成了应变各国局势的常态。
共王二十六年（前565）冬，秦景公派人邀请楚共同伐晋，共王既不想与晋发生正面冲突，也不愿开罪秦，只派兵到申县北部的武城，不出楚境，声援秦人。此战秦师取胜。
同年十月，晋人联合诸侯伐郑，郑向晋求和。荀偃建议拒绝议和，继续围郑，待楚人来救，以逸待劳打败楚人，让郑人彻底归附。荀䓨不同意，向晋悼公献出“疲军”的策略。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记中军元帅荀䓨说：“三分四军……以逆来者。”即将晋的中、上、下、新（新上、中、下三军合并而成）四军各分为三部，出征时每军只调用一部，加上其他诸侯的兵源，轮番与楚师交战。而晋国在作战时，有部分兵力休整待命，楚师则不能休整，很难长久支撑。这种策略，比围困郑，等着楚师来决战要好得多。所以，争胜不仅仅靠与敌人“力战”，也在于“智谋”。
《国语·鲁语下》说：“君子劳心，小人劳力。”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也说：“或劳心，或劳力。”“劳心”就是使用智，与荀䓨所献的使楚人疲于奔命的良策如出一辙。郑人见楚人果然穷于应付，就转而采取中间偏晋的立场，晋师来伐则从晋“告”楚，楚军来侵则从楚“赂”晋。如此一“告”一“赂”，郑人在不知不觉中就晃到晋人那边去了。
共王二十九年（前562）四月，晋人联合诸侯伐郑，郑与晋议和。同年，应子囊之请，秦景公派右大夫詹领兵与楚师会合，共伐郑。郑简公按照执政大夫子展的既定访方略，出城迎接楚、秦联军，表示对楚无二心，并自愿助楚伐宋。楚、秦伐宋，恰如一场武装游行，来也匆匆去也匆匆。楚、秦刚一撤军，晋便联合诸侯伐郑。未开战，郑便求和，表示对晋无二心；同时，郑国还派两位使者通告楚人，郑将服晋；共王对此大为不满，扣留了使者。这个粗暴的举动激怒了郑人，促使郑与晋会盟，郑简公还厚赂了晋悼公。
晋与齐结盟，并使郑和宋成为自己的附庸；楚的对策是加强与秦的联盟，巩固陈和蔡附庸国的地位，尽力夺回在中原丧失的优势。就在晋悼公正在为不战而服郑自我陶醉时，秦袭晋，晋因轻敌而大败。楚与秦相呼应，当秦在为伐晋做准备时，楚又拉拢郑共伐宋，中原为之骚动。
郑国是当时东南西北转口贸易的中心，最为繁华。打仗归打仗，经商归经商。在郑国君臣和商人看来，战争只是过眼烟云，无须介怀，只要有利可图，一切皆可用，至于从楚还是从晋，则根据需要和利益而定。
共王三十年（前561），秦、楚联合伐宋，这是对晋郑会盟的报复。同年，吴王寿梦去世，子诸樊即位。第二年，共王病逝，其子熊昭即位，是为楚康王。楚康王二年（前558），在位十五年的晋悼公去世。
共王晚年在北线的主要敌手是晋悼公。北线战场，楚人与齐交好，与秦结盟，以郑、宋作为与晋争雄的战略跳板，有得有失，得失大致相当。郑国和楚国的关系时好时坏，但双方的交往一直是频繁的。东线的主要敌手是吴王寿梦，但这时的吴刚刚崛起，对楚还不能构成战略威胁，东线得大于失，局势比较平静。
晋国在北线与齐结盟，与秦争斗，实力均衡，难分胜负；南线的主要敌手是楚人。晋人以郑、宋等小国为战略缓冲，并扶植东南的吴国，制衡楚国。但晋、楚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直接冲突，都以郑、宋为战略屏障，打摩擦战。晋、楚势均力敌，难分伯仲。
共王晚期和晋悼公时期是晋、楚对峙最关键的阶段，双方势力均衡，是一场大国之间全方位的战略博弈。随着晋悼公去世，晋国开始衰落，陷入内部争权的困境。共王逝世后，楚国进入中衰期，陷入内乱和外患的困局。这些都为弭兵之会和“政霸体制”的确立创造了条件。